读书的意义，在于改变气质，放大格局。读书不能改变气质，则读再多的书也是无益，整个生命俗陋如旧，谈吐行止皆令人生厌。先贤云：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此之谓也。读书关格局之事亦甚大。读书之至高境界，乃是与上下天地同流，与古人精神往来，养成海天空阔浩然气象，能入此境，则自有格局胸襟在。杨绛先生曾致信一年轻学子，谓：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而读书太少。此真知读书者也。
在北大读书的学子，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沿袭中学模式，勤于记诵，对于读书极端认真，然拘泥于讲义，其胸中之至高目标仍在于得高分，得名次，得奖学金，得保送研究生资格。此类读书者，乃科考制度之最大赢家，然而在北大这样的学府中读书求学，此类学生可谓最大败家也，何者？乃因其终不能领悟真读书之门径，不能参透真学问之精髓，故在此巍巍上庠读书数载，脑中惟有讲义数匣，所获甚少，气质未变，格局未开，犹如金山寻宝空手而归也，殊为可叹。另一类学子则在北大广收博览，利用北大综合性的学科优势和丰富的藏书条件，广泛吸收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知识，开拓自己的学术眼界，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引，以极为自由的心态而非功利的心态去读书，从而体会到读书的真乐趣；同时在广泛阅读各学科经典的过程中，也约略体会到先贤做学问的门径与路数，搭建起自己比较完善的知识结构。此种读书与求学方法，乃“为己之学”，非“为人之学”。
我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之徒。疏懒散漫，胸无大志，故读书心态极为放松，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对于记诵之学尤为不屑也，窃以为“讲义派”浪费了北大的赐予。北大最大的赐予是什么？乃是图书馆。所以在北大读书，我得益最多的，是图书馆，心里最为感激的，也是图书馆。我1990年考进北大经济学院，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次年进入燕园学习。九十年代初期的北大，我们的学习压力不像迟我们入学十年的学生们那么大（也许这是我纯粹个人化的感受吧，一笑），当然更不像早我们入学十年的最早一批大学生那么勤奋刻苦争分夺秒，所以我的整个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皆感觉优哉游哉，自得其乐。由于在科考成绩上向来没有什么“抱负”，因此我始终对读书生活充满乐趣。庆幸的是，我们那个年代，一无网络，二无手机，消息闭塞，无所寄托，图书馆遂成为我们的天堂。进入图书馆，如鱼得水一般，自感身心舒畅，真是宠辱偕忘，得其所哉。图书馆有独特的味道，在一排排的书架之间穿行，闻着那些陈年旧书散发出来的特殊的纸香墨香与“迂腐味道”，一个人不知不觉就被“熏陶”出来了。
我在图书馆读书找文献，奉行四个方法。
一曰漫无边际法。“漫无边际法”不仅仅是“一头野猪闯进玉米地”那种模式。比如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看美学方面的书籍，那就按照索书号，直接到哲学美学的那个区域，随意翻检，找有趣的或者有名的书。脑子里没有固定的书目，也没有固定的作者，纯粹是一种“邂逅的快感”，不期而遇的各种书，可以迅速打开你读书的局面。这样随意拣择几十本书读下来，对于其中的门道（何为经典书，谁是经典作家，这些书和作家之间的谱系如何），就大略了然于胸。这种漫无边际法，更多地适用于对于一个学科刚刚开始接触的阶段，此为初恋时期，不期而遇，火花碰撞，徜徉其中，乐趣无穷。我是学经济学的，可是在图书馆里无目的地漫步，犹如进入莽莽丛林，兴之所至，四处寻幽探胜，学科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你就可以轻易地到隔壁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甚至艺术和文学的园子里溜达溜达。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
二曰顺藤摸瓜法。我本科的时候，上课比较注意老师提到的文献，而不是仅仅关注老师的讲义。老师无意中说到的大学者和经典作家，无意中提及的一本经典著作，可以作为一个线索，引导我们去读更多的东西。顺着老师指点的“藤”，可以摸到更多的“瓜”，而且你的收获会呈指数级增长。比如我本科选修了西语系严宝瑜先生开设的《贝多芬音乐欣赏》，先生那时候年事已高，上课基本不讲，就是让我们自己去听音乐。一上课，他就把录音机打开，我们就开始听贝多芬的曲子，沉浸在贝多芬的气场和精神中（很多同窗在这样的氛围中不知不觉睡着了，补充了早起上课耽误的宝贵睡眠）。听严先生讲贝多芬，我就去北大图书馆查他提到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看了这个《贝多芬传》之后，极受鼓舞，连带看了他的《巨人三传》，对罗曼·罗兰描写的文化与思想巨人有了系统的了解与感悟；由《巨人三传》，又进入罗曼·罗兰的整个世界，于是自然接触到他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顺着罗曼·罗兰，你很方便进入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殿堂，而由米开朗基罗你就不自觉地走进罗丹的世界（罗丹在精神上继承了米开朗基罗的精髓）；另外，由《巨人三传》你就理所当然地进入傅雷的世界，他的优美的译作和深情的《家书》给我极大的震撼和终生的教益！这样顺藤摸瓜读下去，会发现无穷的“藤”和“瓜”，这些“藤”和“瓜”可都是世界罕见的灵魂与头脑，足以滋养你一辈子的心胸！在北大图书馆这个巨大的书海里面遨游，如果没有这样的顺藤摸瓜的本事，就会很快“不辨涯涘”，读书也就“泛滥无归”了。找到这个“藤”很要紧！就是要找到一个重要的一以贯之的线索，如此把这些重要的文献和著作以及那些伟大的作家贯穿起来。
三曰研究导入法。很多人以为“研究”距离自己很远，尤其是很多本科生，以为自己与“研究”二字似乎永远搭不上边，从而在读书期间从没有养成一种“研究”的心态。实际上，“研究”心态的形成，对于任何职业都是必要的！如果有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或者想法，那么这种读书就比较容易很快进入状态。我在本科的时候，有一次鬼使神差地接受了一个出版社的邀约，要写一部关于元代书画的书，因为自己对于书画颇有兴趣，于是懵懵懂懂就答应了。那时的胆量有多大！没有想到这一研究计划，却不经意间使我走进北大图书馆的《四库全书》阅览室，得以到这个巨大的文献宝库中一窥堂奥。我犹记得在那个安静的阅览室中，几乎镇日空无一人，我就在那些蒙满灰尘的开本巨大的四库本子之间游走，学会了看四库《引得》，把经史子集中的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乱翻一通，经常达到忘归的程度，甚至把自己要承担的关于元代书画的写作任务都几乎抛诸脑后了。后来把查阅到的赵松雪、倪云林、黄大痴、黄鹤山樵等元人的东西辑成一个小册子，就把手写的原稿交给江苏这家出版社，当时竟然连复印本都没有保留！后来的故事就比较惨淡了，事情过去二十五年，音信杳然，书稿不知所终。不过在北大图书馆翻四库的经历，却终生难忘！中国有几个图书馆拥有这套旷世文库？可能除了北大，就只有国家图书馆等少数几家了，幸何如哉？书稿丢了就丢了吧！
四曰访读相参法。访，就是探访名家；读，就是读其名作。我在本科的时候，有幸（也是有意识地）拜访了很多当时还健在的大师级学者，其中包括考古系的大家邹衡先生（中国商周考古大师）、中文系大家林庚先生（著名诗人和文学史名家）、东方学系大家季羡林先生（著名散文家和东方学大师）、经济系大家陈岱孙先生（外国经济思想史大家、中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等，并一一写了访问记，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燕园读人》一书中。今年北大校庆，我写了一篇小文《坚守与淡泊——为庆祝母校北京大学120周年而作》（收于《精神的魅力》（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谈到我访问这些大师的感受。我在访问这些大师级学者的同时，几乎把他们在北大图书馆的全部著作都找来通读，这种拜访大师与阅读大师经典相结合的方法，对我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至关重要。能够在大师面前亲聆謦欬当然极端幸运，但是如果没有对这些大师的著作的系统阅读与体悟，那么访谈的效果是有限的，心灵的收获也是有限的。
以上既是在谈我的读书法，也是在梳理我与北大图书馆之间丝丝缕缕的情缘。从进入燕园读书，到留校教书，一晃儿近三十年了，北大图书馆一直是我最钟爱的所在。那里保留着我们少年时的很多记忆，保留着很多值得怀恋的青春时光。我们曾经在图书馆里做义工，与图书馆的老师们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们在毕业的时候，曾经在老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彻夜弹琴唱歌，并在草坪上留下了我们的毕业照。留校之后，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更加“立体”起来，我曾经和刘昀学长一起在北大图书馆开办了“陈岱孙先生文献展”，也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参加一些书画展。
读书的时候，我常去一些比较“冷僻”的阅览室，比如说地方志阅览室、古籍善本阅览室、外文阅览室、过刊阅览室，那些阅览室气氛迷人，令人流连，更值得怀念的是这些阅览室的老师们，他们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给我的研究和阅读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至今令人感怀。比如周慕红老师，她当时在外文阅览室，那个阅览室常常门可罗雀，我经常独自在空旷的阅览室享受那些寂寞而优美的读书时光，周老师为我找书，不厌其烦，令人感动。今年，在她荣休之际，还特意发邮件告知我，令我无限伤感和惆怅！我才意识到，近三十年来，我，作为图书馆一个忠实的读者，周老师，作为图书馆一个勤恳敬业的管理者，都在渐渐老去，而唯有这北大图书馆的灯光，却永远为一代代年轻学子而点亮！
图书馆教我们养成“终生学习”的态度和习惯。记得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看到年近耄耋、白发盈顶的季羡林先生从北大图书馆出来，怀里抱着几本厚厚的书。后来才知道，先生每天都来北大图书馆，为写作《糖史》搜集文献资料。不久，近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糖史》出版了。季先生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尚如此勤苦著书，令生性疏懒的我十分汗颜。
北大图书馆教我谦卑，教我知敬畏。敬畏什么？敬畏经典，敬畏先贤，敬畏创造，敬畏古往今来那些高尚而丰富的灵魂。在浩如烟海的藏书中间，你就会收敛起自己的疏狂和骄傲，你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谦卑。在这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骄傲！偶尔，看到自己的一两本小书，静静地立在图书馆的某个书架的一角，那种感觉真是无以言传！你绝不会骄傲，只会静静地走过去，轻轻地绕过署着自己名字的小书，而去继续寻觅心目中大师的作品。在北大图书馆，我们太渺小了，太无知了，不值一顾！我们有幸可以在这里看到那么多卓越的灵魂和思想，所以必须收起自己的骄傲，知道高山在哪里！然而，在北大图书馆，我们也会油然而生一种怪怪的、隐隐的、小小的使命感，那就是将自己的作品放在北大图书馆一个书架上向先贤致敬的那种微妙感觉，那种可以延续“斯文在兹”的思想尊严的一点点自我期许，那种看似迂腐可笑的努力使北大这个百廿学府薪火相传弦歌不绝的历史担当意识。
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值百廿周年纪念，遂略述点滴，以抒怀念与庆贺之忱。沈德潜作过一副对联：“种树乐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罗振玉先生曾手书下联“拥书权拜小诸侯”七字，赠哈佛大学汉文图书馆。北魏李谧云：“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能够拥有北大图书馆这样的藏书上千万册的书城，那就不啻作万国之君了！今年百廿校庆，我曾写了一副对联以庆贺：
春秋百廿，巍巍上庠，囊括大典筑圣殿；
桃李万千，代代弦诵，造就栋梁瞻复兴。
这个对联用在图书馆身上也是合适的。北大图书馆不就是一代代北大学子心目中的圣殿吗？祝愿北大图书馆能够沾溉更多的优秀学子，造就出更多的栋梁之材。
2018年6月23日于西二旗善渊堂
作者简介：王曙光，1971年9月生，山东莱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已出版经济学著作《中国农村》、《中国方略》、《问道乡野》、《农行之道》、《告别贫困》、《金融减贫》、《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金融发展理论》、《守望田野》、《乡土重建》、《草根金融》、《普惠金融》、《天下农本》等二十余部，发表经济学论文百余篇，并出版散文集《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燕园夜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