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1年入学的，从那时起北大图书馆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须臾不可分离。
我在北大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北京周报》，虽然当时还读不懂上面的文章，只认识题目中个别的词。我在北大图书馆第一次借到了《红楼梦》，看到了富家子弟、公子小姐如何终日无所事事，吃喝玩乐，不明白它怎么就成了政治小说？为了学好英语语法，我借阅了张道真的《英语实用语法》，只是感觉怎么没有张伯棣、施大鹏、林志诚编的《英语分解式词汇表》实用，学了就能用得上。毕业留校后，为了学语言学，我借过Bloomfield的Language，似懂非懂地抄了一些他关于morpheme，word等的定义。
不过，北大图书馆真正成为我的学术好助手，是在我从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在英国期间，我充分享受了阅读的自由，回国后感到最大的不便，就是学术信息不灵通了。幸好，还有北大图书馆，可以弥补一些不足。我完成的第一个学术成果是为胡壮麟等老师主编的《语言学教程》撰写Phonetics和Phonology这两章。虽然我自己从英国带回来一些书，但是，相对于教程的要求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从图书馆借阅了Henry Sweet，Daniel Jones，Peter Ladefoged，Roman Jakobson，Nikolai Trubezkoy，Noam Chomsky & Morris Halle等人的有关著述。
正当我准备开辟新领域、为研究生开设“语用学”课程的时候，我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不得不住院动手术，并停止用眼半年。这是最痛苦的半年，一个字都不能看。之前只知道时间不够用，现在有了时间却不能用，我是多么后悔啊！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这么不懂得爱惜眼睛？！教研室为了照顾我，考虑让我改教听力，我却不愿意，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
重新工作以后，我又开始了语用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我从一般人所说的现代语用学的提出者Charles Morris读起，探讨他为什么新创pragmatics这个词，根据是什么？从他那里，我找到了Charles Peirce。Peirce（1839-1914）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博学、最具独创性的学者。他在许多领域都有独到的贡献，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光学、化学等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迹。特别值得重点提一下的是，他在创建符号学方面的巨大功绩。在他看来，一切思想都在符号里，离开符号我们就不能思维。所以，他认为他研究的一切学问都是符号学的别名。他一辈子只研究了一门学问，关于符号的学问——符号学。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没能在大学谋得正式的教职，著作也无从出版。然而，在他去世以后，哈佛大学出版社买走了全部手稿，从1931年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到1958年共出版了8卷。这些我都是在北大图书馆读到的。有的书，北大馆藏没有，可以办馆际互借。如，Dan Sperber & Deidre Wilson的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我当时就是通过北大图书馆从国家图书馆转借来的。
正是在北大图书馆的鼎力协助下，我成功完成了多篇文章，出版了两部语用学著作，晋升了职称，当上了博导。
北大图书馆还有一大批友人赠书，大大丰富了馆藏。我个人得益很多的是哈佛大学方志彤先生赠送的柏拉图著作的希、英对照本。为了准备博士生的“理论语言学”课程，我阅读了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和《智者篇》，试图探讨人们所说的柏拉图第一个把句子分成名词和动词两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英文译本有好几种，到底哪种是对的呢？我想不能光读英文译本，应该看看希腊文原版是怎么说的。这时候，方先生赠送的书帮了大忙。
最后，我终于弄明白，所谓“把句子分成名词和动词两部分”纯粹是误会。所谓“句子”，柏拉图用的是λόγος/logos，有的英译本译作sentence，也有的译作 speech或discourse等，中文通常译作“逻各斯”。这个词很像老子所用的“道”，既可以表示“规律”，又可以表示“说话”。所谓“名词”，则是ὄνομα/onoma（名称）；所谓“动词”则是ῥημα/rhema（所说的话）。当柏拉图说logos由onoma和rhema组成时，他的意思是光有onoma，或者光有rhema，不能组成logos。他并没有说这是词类区分，他说的是有两种表示存在（事物）的声音。甚至这两者是不是“词”他都没说（rhema原义可以表示“词组”，虽然onoma可以表示“一个单独的词”）。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明确把onoma说成名词，rhema说成动词的。所以，R. H. Robins在他的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里说，把柏拉图时期的onoma译成名词，rhema译成动词，“可能是误导”（p. 27）。Peter Matthews则把柏拉图区分的两部分解释成“主语”和“谓语”（Giulio Lepschy (ed.) Classical and Medieval Linguistics，p. 28）。M. A. K. Halliday的解释又不一样。他认为柏拉图是在分析语篇，其基础是语义，是功能，所以，onoma是动作者，rhema是动作（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Vol. 3，p. 97）。Halliday还注意到，柏拉图说逻各斯必须是关于某个对象的，因此，onoma是话题。他批评有人把onoma解释成“主语”，他说这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主谓关系中的“主语”，用现代语言学的说法，这应该是“主位”。
换言之，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看，一个语篇必须有所谓（有内容），必须有“话题”——所谓的题目，更重要的是有就这个题目所说的话——评述。光有“话题”不成话，光有“评述”也不成话，只有两者结合才成话。这才是柏拉图的本意（柏拉图的例子显得好像他在讲“名词”和“动词”，是因为“话题”一般由“名词”表达，“评述”一般由“动词”表达）。
这段时间的学习同时解开了困惑我多年的一个谜团：为什么英语的“词性”叫part of speech？原来这是希腊语μéρoς λóγoυ（meros logou）的直译。因为onoma、rhema被解释成了“名词”“动词”，part of speech（话语成分）才被解释成了“词性”。翻译没错，解释错了。
培根写过一个名篇《论读书》，阐释了读书的众多益处。其核心，用一句话概括的话，我想可以是“读书可以使人明理”，明世界之理，明人生之理。相对于浩瀚宇宙，人是相当渺小的。人生一世，短短几十载，只能在既定的“场景”下生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读书，明白这个“场景”。读得越多，明白得就越多。在这个意义上，图书馆不仅仅是“学术”好助手，更是“人生”好助手。学术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人不能只为学术而活，更要为明白人生而活。博尔赫斯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天堂里人人都活得明白。
作者简介：姜望琪，1949年10月生于杭州，浙江萧山人。1974年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北大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后归属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